摘  要：《群书治要》是“贞观之治”的理论基础，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案头书。“以史为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支撑，通过对《群书治要》中史鉴意识的分析，可以发现其环环相扣的五个方面：重视以德治国、把握历史文化整体、强调合理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致力于学习型执政团队的塑造、恢复政教合一的传统。这些对我们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史鉴意识，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鉴意识，《群书治要》

导 言

《群书治要》是“贞观之治”的理论基础，其内容涵盖唐前经、史、子部典籍六十六部，唐前古注上百种，是凝练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精华的经典之作。《群书治要》中含藏着唐代大一统盛世成因的密码，是研究大唐盛世成因的全新文献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但是唐末战乱后，《群书治要》失传一千余年，于清代嘉庆年间始从日本回传中国，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再度尘封。

直至21世纪初，在习仲勋同志的支持下，《群书治要》才得以整理出版，习仲勋同志为此书题字“古镜今鉴”。《群书治要》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经常翻阅和引用的案头书，据统计，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对《群书治要》的直接引用就达86次之多，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书的重视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结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工作，基于5000中华文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对于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九次提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可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史鉴意识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促成中国几千年来大一统政治伟大成就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更是在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无出其右。下面，就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群书治要》为依据，聚焦“以史为鉴”意识，来谈谈如何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来实现“古为今用”的问题。

一、重视以德治国

在国家治理方略的选择上，《群书治要》从历史事实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指出国家之稳定、强盛与持久，不在于“力”而在于“德”。《孟子·公孙丑上》中指出：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在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德治主义”与“王道”是相应的，是中国正统天下观的流现，也是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基本理念。孔子认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正是当前国际政治概念中“软实力”的中国本土表达。中国作为一个有道义的世界大国，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正是此种德治思想的反映。而这种思想，又恰恰是与“霸道”，即霸权主义理念、行径是截然相反的。

《群书治要》中也明确提出德治主义的一个表现，即历史变迁的根本动因，不在宿命而在人的行为本身，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孙卿子》中指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所谓“天人之分”，就是对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解，此种通达之人便被称为“至人”，即圣贤人。此处理论所产生的历史文化场域，是“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在此种结构中，中央最高领导集团的核心——最高领导人的角色则尤为重要。而《群书治要》也指出，每一个成功的大国领导者，都会“劳身焦思”（《史记·五帝本纪》），“以天下为忧”（《汉书·董仲舒传》）以忘我的品质、攻坚克难的精神，自觉地肩负起时代的重任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正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政治品格的继承与创新。

传统政治经验中，盛世的出现的前导通常为“文治”政策的贯彻。而“文治”理念在执政思想方面的体现，则直接体现在对与历史变迁动因、朝代兴亡缘由的高度关注。“贞观之治”的缔造者唐太宗曾明确提到辅助自己治理天下的“镜子”，其一便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即通过对既往历史文化的整体把握而明确未来兴衰的动因。

二、把握历史文化整体

《群书治要》中“以史为鉴”的重要特征，是其聚焦但并不局限于治理问题，而力求对古代历史文化的整体性把握。这一点，从《群书治要》的独特体例中便可以窥见。《群书治要》“爰自六经，讫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收录经、史、子三大部类部典籍六十六种，唐前古注数十部。虽然是对唐前古代经典文献的汇编，但其编撰并未按照类书的形式依主题划分类别、汇集整合文献资料以便查找，而是仍以经、史、子三大部类为大单元，以各古代文献本身为独立小单元，以其成书时间或传统目录习惯为线索，不划分主题，依原书行文顺序择取、类聚成编。

此种编撰方式的优长之一，是可以便利把握学术史、政治史、思想史的整体面貌与基本脉络，基于宏观历史文化之“体”而论具体时代国家治理之“用”，确为一种别出心裁的“古为今用”的具体路径。

若论《群书治要》的思想体系，在三大部类中，经学是主干，经学与史学是“理”与“事”的关系。“经史之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子部”收录了儒、道、法、兵、杂、墨、名家文献。jdb电子大平台注册百家言，暂不论子部收录的具体文献与内容，可堪注意者，为《群书治要·汉书·艺文志》大段收录了介绍诸子学派源流的文字，其中涉及到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诸家。这些文字，探讨了诸子学派的起源问题，属学术史、思想史问题。《群书治要》中对此特别加以收录，说明其意图通过建立系统的思想史观，以实现对理道政术来龙去脉的深层理解，在把握诸子学说同根同源的基础上，客观、辩证地认知百家学派的源头与流变、特质与应用，以更开放、包容、实际的心态有效吸收百家思想精髓以服务于大一统天下治理。

从大唐盛世的历史经验出发，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自觉承当，以及借鉴人类文明一切的有益成果的开放心态，正契合盛世的到来前的思想特征。而这种视野与格局，又是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合理主义精神的。

三、强调合理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

在回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一统政治时，其理想主义与合理主义相结合的特质需要得到特别关注，因为虽然“儒教道德，已经成为汉族的基本思想准则，对国家统一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单凭理想和伦理道德，还不足以说明2000多年来中国为何一再实现统一。”应知，“中国人的现实主义与合理主义，恐怕至少是与儒教的精神遗产同等重要的。”中国古代平治天下的智慧，本来就是道与术、名与实、立与权的统一。而“中国人的儒教理想主义及其强烈的现实主义”正是“中国人长期实现伟大统一的原因。”唐代特别是前半期，“一个忠诚、充满活力、政治上雄心勃勃的学术群体，拓展了从隋朝继承而来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学术体系”，而“由于致力儒家学术的学者同样有着参与现实政治的使命感，唐代儒学也在适应并伴随着中国历史上最成熟的王朝同步发展”。就《群书治要》而论，无论是儒教的理想，还是强烈的现实感，都可以在其经史之学中，在古文献的选录、子部文献的取舍中，得到非常直接的诠释。而重视实用性与现实参考价值，也是中古时期学术传统的典型特色。

重视教育发展与人才培养，重视本土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重视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也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使命，而这无疑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四、致力学习型执政团队的塑造

贞观初年编撰集经、史、子典籍精粹于一炉的《群书治要》，可视为贞观君臣对中华文化体系中一以贯之的、对“圣王”角色强调的回应——与此种角色相应的，则是“学习型领导”乃至“学者型领导”的养成。在中华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中，自上古时代开始，政治领导群体学习的首要内容，就始终是先人长久累积的历史智慧、方法、经验、教训，具体材料就是史籍、古典文献的学习。正如《群书治要序》中明确提出的，其编撰的动机是“将取鉴乎哲人”，目的是通过成系统的古典教育，使“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周易》），实现“可久可大之功，并天地之贞观。日用日新之德，将金镜以常悬”，开创一个全新、长久的大一统盛世。亦即通过“学于古训”，来成就“以克永世”（《尚书》）。

集体学习古典文献，是古代“致君尧舜”“名臣辈出”的重要途径。因此在经学、史学包括子学的学习上，《群书治要》可以提供系统而精要的文献素材。从史实观察，贞观君臣论政常引经据典、以史为鉴，且成效卓著，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大一统盛世时代。

当前中央领导集体重视集体学习，推动建设学习型政党组织建设，不断更新知识与本领，以更好地应对变化迅速的世界局势。这些都体现中国古代天下治理中重视学习、集思广益、日新又新的优良传统。

五、恢复政教合一的传统

史鉴意识是中国传统文治政府的重要治理理念，也是盛世出现的重要因素与征兆之一。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都是凭借武力建立的，然而没有一个能靠武力延续下去。若要长久统治世界，必须化武力为义务。否则统治者会为了维护统治耗尽精力，却无力塑造未来，而塑造未来才是政治家的目标。”数千年来中国所以延续至今，“主要靠的是中国平民百姓和士大夫信奉的一整套价值观，而不是靠历代皇帝的镇压。”学于古训、以史为鉴，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扎根、重建、创新、发展、推广已有传统，是统一思想最便捷、可靠的方式，也是中国历代赖以维系大一统政治的既柔性灵活、激发活力，而又极具凝聚力的深厚文化软实力。

古代中国所表现出的高度稳定性、坚韧性与凝聚力，与文化统一、政治大一统的关系甚深。 “政教合一”的方法，有效节省了治理成本，并以文化传承的方式实现了政权的统一与稳定。可以说，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维系政权的方式，并非是“发明”，而是“发现”，即回归既有优秀的精神传统，并根据时代发展现实需求加以创新。

结  语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历史智慧和政治智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说明问题，解疑释惑，阐述理念，推动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个突出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强调：“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

汤因比是20世纪英国标志性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对中国在未来世界将发挥重要作用的信心也是与日俱增的。他在五十年前便指出了中国所蕴藏的潜力，结合当前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现状，可以说汤因比跨越世纪的预估是完全恰切的。而汤因比所考察的核心要素，正是基于对中华文明特质的评估。他的研究，对于当前评估中国以“大一统”“世界国家”“五千年中华文明”为特质的政治智慧、政治精神的现代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近代以来全世界西化浪潮的背景下，在“超工业化”社会凸显的种种危机之下，中国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创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完全可以视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而这种发展道路，从建立范式的意义上讲，则无疑为全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根植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史鉴意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格局深刻演变、多元文明相互激荡的今天，用“以史为鉴”的眼光，对中国古代大一统盛世成因、特点进行回顾，有裨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有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既能让我们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也能为世界人民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提供历史参照。

（作者系jdb电子平台(中国)官方网站未来教育jdb电子游戏网站讲师  刘海天）